香港精英罪与罚:走不出的殖民意识

泉野撰写2017-03-23 14:32:26

香港,是时候做出改变了。

所幸,显性的改变已经发生——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角逐,香港终于即将产生新一任行政长官;所不幸,隐性的结构性矛盾依然不容乐观——权力结构过时、社会撕裂严重、贫富分化日益加深、官商共治积重难返。

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,或许能给透视香港问题提供有益思考方向。按照辩证法原理,事物的内部矛盾(即内因)是事物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,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。外部矛盾(即外因)是事物发展、变化的第二位的原因。内因是变化的根据,外因是变化的条件,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。中共作为香港问题的“外因”,只有通过“内因”也即香港本身才能起作用。【更多内容请关注多维CN第20期】

“六七暴动”改变港人深层意识

所谓香港本身的问题,最为核心的,便是对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经济的盲目追求,以及至今未能走出的殖民地意识形态。香港积重难返的阶级问题,正是在这样的盲目与殖民意识之下一代代传递下来的。

可香港也并非一开始就被自由主义和殖民地意识形态所束缚,变化发生在“六七暴动”前后。受当时世界左翼政治运动和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感染,香港左派于1967年5月发起规模浩大的“反英抗暴”运动。这一运动起源于香港本地管治中的劳资矛盾与社会不平等,并受到了来自大陆官方和民间的积极声援。官方的声援包括外交部召见英国驻华使馆代办表达抗议、中共最高党报《人民日报》发表连篇累牍评论员文章鼓噪;而来自民间的声援更甚一筹,如北京造反派“火烧英国代办处”,等等。

随着情势走向失控,港英政府的强力镇压还在层层加码,但大陆受制于文化大革命的乱局,已然无暇他顾,缺乏决断意愿即刻解决香港问题,经政治权衡而最终采取了与英国妥协的立场。香港左派瞬间成为失去强大后盾的“无根的浮萍”,很快便在港英政府的镇压下偃旗息鼓。原本“反英抗暴”的正义斗争,也在港英政府“洗脑赢心”工程的操弄下逆转为“政治动乱”。毛泽东彼时“不动武”的指示,固然有基于现实的考量,但却在更大范围内奠定了港人对大陆的刻板成见。原来,关键时刻,国家是可以随意牺牲掉“毛泽东思想教育出来的祖国好儿女”的。

由此,便导致了香港左派对中央的某种离心效果。而且香港社会对于左派运动的破坏性日益反感,反向刺激了将香港作为“新家园”的本土意识,客观上配合了港英政府对左派的长期镇压以及对香港的管治改革。六七暴动本欲抗英,却意外产生了将香港居民推向港英政府一边的政治反效果,这对香港社会价值观与政治意识的形成造成了重要影响,“恐共”、“惧中”的心态开始弥漫香港。


香港存在仇视中共、一国两制情绪(图源:Reuters/VCG

曾在中联办研究部工作、现任北京大学港澳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的强世功在其著作《中国香港:政治与文化的视野》一书中对“六七暴动”之于港人心态结构的变化有过精确分析。“港英政府采取系统的‘洗脑赢心’工程彻底改变了香港人的深层意识和心理结构,形成港人对‘左派’、‘共产党’、‘大陆’、‘社会主义’的嫉妒恐惧心理。这样的恐惧心理与内地逃往香港的国民党达官显贵、大资本家和左派知识分子的‘仇共’心理相呼应,使得‘恐共’‘仇共’成为香港市民的基本民情,这无疑增加了香港市民对香港回归的排斥心理,也增加了香港回归中国的难度。”

(泉野 撰写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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